2013年10月23日，據(jù)博文深圳翻譯公司了解到，在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名單宣布前，人們提起聞名翻譯家李文俊先生時，總會特地加上一句“最早將卡夫卡和?？思{先容到大陸的人”。

而諾獎名單宣布后，李文俊24小時內(nèi)竟接了100多個電話，在公家眼中，他溘然變成了“翻譯門羅的人”。

到目前為止，門羅在大陸只出版了一個中譯本，即李先生翻譯的《逃離》。據(jù)說，由于諾獎，它又加印了40萬冊，可除了當年千字100元的稿費外，李先生并無寸得。

這，就是一位翻譯家的無奈與茫然，83歲了，為翻譯福克納的《押沙龍，押沙龍!》，李先生幾乎付出生命的代價。也許，只有我們的孩子們才有權(quán)力來評價這其中的得與失，才會以異樣的眼光來審閱這個時代的怪異與粗鄙，我想，他們將永遠也無法理解，這一代人的冷漠、勢利與惡趣味，畢竟是怎樣煉成的。

人是命運港灣中的一條船，回頭看時，一切恍如游戲，而身在其中，誰也無法真正覺醒，過去的一切，終將飄逝，而其中的辛酸故事，卻指向了永恒。

舊雜志熏陶出的翻譯家

我1930年生于上海，爸爸在怡和洋行工作，他不是個頭腦機靈的人，但誠實肯干，從養(yǎng)成工一點點做起來，洋人對他很放心。

抗戰(zhàn)時，日本人占了租界，洋人都被關(guān)到浦東的集中營去了，爸爸無事可干，就每天帶我學英語，他也不講什么語法，就是帶我讀梅特林克童話的英文版。

爸爸有時會去集中營探望老板們，幫他們做點事，那時我還小，只記得那些英國人擠在一個大倉庫里，各家用床單隔成單間，還挺在意隱私權(quán)的，但那么多人住一起，洋人的體味又重，其實是太難聞了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抗擊敗利后，洋人們卷土重來，爸爸被重用，他負責茶藝部，主要是向英國出口紅茶，工作挺輕松。

那時上海灘美軍軍艦良多，美國兵喝醉了酒就胡鬧、怪叫，各大報攤都有英文雜志賣，過時的就放在地上，非常便宜。我哥哥英文好，常買來看，我也隨著看，慢慢對英美文學產(chǎn)生了愛好。

金圓券讓國民黨人心盡失

回到洋行后，爸爸月收入有400元，比一般中國公司的人員高七八倍，那時家里的日子過得還不錯。由于抗戰(zhàn)，我哥哥沒能念大學，后來進怡和洋行當養(yǎng)成工，以后自學音樂，到上海片子制片廠做了小提琴手，我姐姐則畢業(yè)于上海音專，我們家里藝術(shù)氛圍仍是比較濃的。我母親雖是中學學歷，但她的那個學校水平非常好，畢業(yè)后她考上了美專，第一天去上課，發(fā)現(xiàn)班里只有她一個女生，覺得很別扭，第二天就離開了，其實很可惜。

上高中時，我們學校的老師和學生分左中右三派，傾向國民黨的同學看我家景還可以，是個小少爺，也想拉我過去，找我做過工作，但那時我已經(jīng)看了一些提高雜志，好比《糊口》雜志等，思惟上同情共產(chǎn)黨。不外，我從小對政治不感愛好，只想多讀書。

到后來，絕大多數(shù)上海市民都開始對國民黨不滿了，這主要是金圓券鬧的，此前雖有通脹，但日本人在的時候也一樣，大家總能對付過去，而金圓券讓中層以下的人再也熬不下去了。在洋行工作的還好點，工資發(fā)的是美元，不受影響，可普通庶民受不了，都但愿國民黨趕緊跑了算了。

組織糊口原來這么兇猛

1948年，我考上了復旦大學新聞系。

解放后，像我們家這樣沒有國民黨背景的，基本也沒受什么沖擊，幾年后，怡和洋行支撐不下去了，部門遷到香港，部門被新中國接收，成了進出口公司，爸爸在那里繼承工作，但工資沒那么高了，新領(lǐng)導讓每個人自己給自己定工資，爸爸看科長都寫得那么低，也不敢多要，只好寫了個更低的90元。那一段家里的糊口就比較難題了，好在我們都已工作，可以接濟一點，總還不至于餓肚子。

1952年，我大學畢業(yè)，同班有辦法有階梯的人都留在了上海，剩下的人被集體分配到北京，先在培訓班里學了8個月馬列主義和新聞業(yè)務(wù)，田家英、葉圣陶、黃胄都來給我們上過課。

在培訓班里，有件事對我影響很大。過組織糊口時，大家討論一個同學入團的題目，我對他不太了解，就表示棄權(quán)，結(jié)果一些人怒不可遏地指責我，說這么莊重的事，作為一名團員怎么可以棄權(quán)?既然組織已經(jīng)考察他了這么久，你不了解他，就應(yīng)該無前提地相信組織。

我只好表示同意，可心里覺得，表達自己看法有什么錯?干嗎這么兇?從那以后，我對政治更不感愛好了。

培訓完，我被分配去作家協(xié)會，在《人民文學》雜志當助理編纂，幾個月之后，被調(diào)到《譯文》雜志，即《世界文學》雜志的前身。

從上海到北京，我倒也沒覺得怎樣，那時家里前提一般，住在里弄很小的屋子中，特別擠，北京究竟文化底蘊厚一些，上海洋氣，但四周沒有山，當時污染嚴峻，姑蘇河都是黑的，我覺得能到北京也挺好，沒什么抵觸情緒。

一輩子不愿意隨大流

好輕易到了單位，卻是三天兩頭政治運動，正常工作秩序經(jīng)常被打亂，我也被派到農(nóng)村去搞“四清”，實在就是斗人。

我上大學時，曾被派去安徽一個農(nóng)村搞“土改”，那里地主也很窮，和農(nóng)夫差未幾，可非說他克扣，讓貧農(nóng)們開會批斗他，控訴了半天，都是些曾經(jīng)罵過人、欠半升糧食之類的小事，斗完了，就直接把地主槍斃了。行刑前，地主的鼻涕拖得老長，看上去很可憐，大家自發(fā)去圍觀，以證實自己態(tài)度堅定，不怕看槍斃人。槍聲一響，地主的腦漿都給打出來了。

經(jīng)由這次事，我沒覺得自己受到什么教育，在那個年代里，我始終不愿意隨大流。后來歷次運動與我關(guān)系都不大，“反右”前，領(lǐng)導讓我給黨提意見，可我其實提不出來，所以也沒被劃成右派，“文革”時受了一點點沖擊，但我排得太靠后，沒吃過太多苦頭。

后來到了農(nóng)村，那也沒辦法，整個單位都下放了，誰也跑不了。干了點農(nóng)活，但怎么也比不上老鄉(xiāng)們干得多。

三分之二的時間被曠廢

“大躍進”時，我曾被派到村里辦“小高爐”，可我們誰都不知道“小高爐”是什么，不外是從老鄉(xiāng)家收來鐵鍋，煉成鐵坨子，質(zhì)量還沒原來的好。那時這種怪事太多了，農(nóng)村木匠作坊里，本該技術(shù)好的老師傅說了算，卻偏要從門徒中培養(yǎng)黨員，讓外行來管內(nèi)行。

三年“天然劫難”時，我們在北京一樣吃不飽，餓死人倒沒見到，但浮腫的人良多，后來可以買高級糖了，我夫人是資產(chǎn)階級出身，有一點金戒指之類，都拿出來換成錢去買糖了，算是能對付過去。

可以說，從我開始工作起，到“文革”結(jié)束，三分之二的時間不能干工作，只能偷偷到藏書樓借書看，到“文革”后期，各基層單位的抵擋徐徐強了，上面搞運動，下面拖拖拉拉，就是不落實，上面也沒辦法，你總不能把大家都給撤了吧?

卡夫卡的書是“反面教材”

上世紀50年代時，還能做點工作，但所謂世界文學范圍很小，開始還有社會主義陣營，后來他們都“變修”了，作品也不能再先容了，只能先容阿爾巴尼亞、越南、朝鮮等少數(shù)幾個國家的作品，此外是先容一點西方的古典文學作品，還不能太出名，好比《紅與黑》這樣的就不行，算是“侵蝕青年”。這么對付了幾年，到后來連這也對付不下去了，《世界文學》雜志干脆?？?。

“文革”結(jié)束后，1979年，《世界文學》復刊第一期，發(fā)表了我翻譯的卡夫卡的《變形記》，當時，同時配發(fā)了一篇1萬多字的批判卡夫卡的論文，由我、我夫人和葉廷芳三人湊了一萬多字，這叫“批判性的先容”，后來我建議上海譯文出版社內(nèi)部出版卡夫卡的作品，打出來的旗號也是“作為反面教材”。

沒辦法，當時大環(huán)境就是這樣，后來就越來越好了。

年青人不愛嚴厲閱讀是世界潮流

今天年青人不愛讀外國小說了，我覺得任其天然，不看就不看，在世界哪個國家，都是不看經(jīng)典的人多，但也總有喜歡文化喜歡思索的人，在大學畢業(yè)生中，假如有1%的人喜歡看外國文學，這也就不少了。

現(xiàn)在競爭激烈，大家都在忙“有用的事”，這也不要緊，等發(fā)展到一定程度，你就會覺得空虛，等有了錢之后，你就會特別想知道世界和人生畢竟是怎么回事。

對于嚴厲閱讀，號召也沒用，當然，你們作為媒體應(yīng)該盡量呼吁，但我覺得不大可能改變世界的潮流，今天美國年青人也不看嚴厲小說。

只能等出版社良心發(fā)現(xiàn)

如今翻譯的收入確實比較低，可這種事國家也沒辦法，也搞不懂誰在當真做，誰不當真，我干了一輩子翻譯，沒得過什么便宜，晚年給了個榮譽學部委員，也就是多個書報費，偶然有點補貼，沒什么大變化，該住多大屋子還住多大屋子，該拿多少退休金還拿多少退休金，這也挺好，我不但愿讓別人側(cè)目而視。

說進步翻譯稿費尺度的人良多，可現(xiàn)在不少出版社也在訴苦快關(guān)門了，它們也很少有賺大錢的。就算賺了錢，也主要是靠翻譯暢銷書，可那種書比較好譯，不需要譯得好的人才去做，真正難譯的是經(jīng)典之作，卻又沒市場?？傊瑢δ壳暗那闆r，我看不出有什么好辦法。

以《逃離》為例，原本也就印個1-2萬本，人家一次性支付翻譯費，按千字百元尺度，算是夠給面子了，上海譯文出版社給的稿費只有千字60元，那時我也不懂，認為賣不了多少?，F(xiàn)在加印了這么多，人家一聲不吭，我能怎么辦?我也83歲了，犯不上為這種事大動肝火，咱也就只能等著別人良心發(fā)現(xiàn)唄。

門羅也寫出了中國留守父母的痛

我對門羅一直比較看好，我擔任過加拿大文學研究會副會長，去過那里3次，知道門羅在當?shù)厥軞g迎的程度，所以別人讓我譯《逃離》，我一點也沒猶豫就接下來了，此前我還主動翻譯過她的《熊從山那邊過來》，發(fā)表在《世界文學》雜志上，并收入我的譯文自選集中。

門羅的小說比較低調(diào)，不擺出高深莫測的樣子，善于刻畫小人物，展現(xiàn)他們表面快樂、內(nèi)心辛酸的形象。在門羅筆下，命運不可捉摸，可能由于一場激情，人生的軌跡就改變了，《逃離》中有這樣一個故事，女兒說走就走了，而母親卻不敢搬家，怕收不到孩子的來信，這種情感今天中國人也普遍存在，孩子出國了，父母等不到他們的動靜，仿佛從沒有過這個孩子一樣。人生難以預(yù)料，這是人類普遍的痛苦。

遺憾的是，我從沒見過門羅，每次到加拿大，我都泡在藏書樓中，忙于收集福克納的資料。門羅比我小一歲，我們都得了心臟病，但她比我還慘，我好歹沒動手術(shù)，她還動了手術(shù)，可能無法去斯德哥爾摩領(lǐng)獎了。

阿特伍德太囂張

一次阿特伍德在臺上演講，我在臺下看到過她。良多人覺得她今年沒獲諾獎，感到很遺憾，實在她還年青，有機會。

與門羅比擬，阿特伍德有點囂張，咄咄逼人，她是個女權(quán)主義者，我同意女權(quán)主義，但適可而止，男人也挺可憐的，不能把什么事都怪到他們身上，不女郎人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是不是也應(yīng)該自我檢討一下呢?

阿特伍德比較激進，在一些組織中任過職，諾獎已經(jīng)給了女權(quán)主義者良多次了，這次也可能是想殺殺阿特伍德的銳氣吧。

加拿大小說有鄉(xiāng)土氣味

整體上看，加拿大的小說太像美國小說了，這既賺便宜也吃虧，不外仔細閱讀的話，加拿大文學仍是有自己特點的，即鄉(xiāng)土氣味比較濃厚，充斥著淳樸的鄉(xiāng)情，作家筆下的小人物多，不像美國那么都市化，好比歐茨筆下就多是反凡人物。

我不喜歡看太高超的小說，由于包含了比較復雜的哲學，看不懂，我也就配看看門羅，實在，類似的作家在英美文學中不罕見，好比美國的薇拉·凱瑟，他們可能不算第一流，但每個飛機場里都會擺放很多他們的書，這些作家不寫太深刻的東西，帶有很強的地方特色。小說太高深了，就看不到普通人了，我喜歡了解普通人的糊口。

心臟病發(fā)生發(fā)火不怪?？思{

我這一輩子翻譯的東西不算多，加起來大概不超過400萬字。

翻譯《押沙龍，押沙龍!》時比較辛勞，導致心臟病發(fā)生發(fā)火，實在，我也不愿意心臟病發(fā)生發(fā)火，這也不能怪福克納。我在難題時期挨過餓，后來比較貪嘴，導致身體偏胖，不像現(xiàn)在，能維持在60公斤以下，那時走路都氣喘，一直也沒很好地檢查過，那一段時間又比較累。

醫(yī)生給我電擊了五次，心臟才恢復跳動，第二天我醒來時，渾身插滿了管子，兒子問我吃點什么嗎?我說吃點吧，他跑到病院對面的城隍廟小吃連鎖中，給我買了茶葉蛋，這是我一輩子吃過的最好的東西，兒子還用手撫摩了一下我的下巴，他對我從沒這么親熱過，我當時想，這也就不虧了。

病情好轉(zhuǎn)后，這些年又翻譯了一些書，多是比較好玩的東西，好比《小熊維尼》《秘密花園》，我仍是挺喜歡看這些兒童讀物的。

后來翻譯了《白叟與?！?，固然它的中譯本良多，張愛玲就譯過，但她自己并不滿足，說文里文氣，缺乏陽剛之氣，余光中也翻譯過，他自己也檢討是“戴了手套干的這活”，我按自己理想重新翻譯了一遍，得到一些網(wǎng)友的肯定，說比張愛玲譯得好，既然有人表揚我，我當然挺興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