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了這段歷史，西學的近代翻譯對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起到了更加明顯的推動作用。無論請的是“德先生”還是“賽先生”，都為中國從封閉落后走向開放富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引領作用。19世紀末20世紀初，嚴復翻譯了《進化論》、《國富論》和《法的意義》；蔡元培、李大釗、張、何霖翻譯了杜威、羅素、柏拉圖、弗洛伊德、亞里士多德、馬克思的西方哲學；朱光潛、潘光旦、馮翻譯介紹了西方美學、心理學、歐美漢學等領域的許多經典著作；惠澤中國學術。人文翻譯吸收了外國文化的精華，豐富了我們的民族文化， 在中國與世界的思想文化交流中發(fā)揮了巨大作用。

根據(jù)中國翻譯家協(xié)會提供的數(shù)據(jù)，中國從事翻譯的總人數(shù)已達50萬至60萬，其中專門從事翻譯并具有翻譯職稱的專職人員(不包括高校教師)約有6萬人。就譯著出版而言，也是史無前例的。據(jù)中國版圖書館資料室統(tǒng)計，從1978年到1990年，全國共出版翻譯作品2.85萬種。從1996年到2006年，新增翻譯圖書(不包括重譯和多版本翻譯)達12.75萬種。

從以上數(shù)字來看，我們的翻譯文化產業(yè)是繁榮的，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中國目前的人文翻譯產業(yè)卻面臨著巨大的困難。有學者將中國人文翻譯領域的慘淡景象稱為“即將崩潰的翻譯行業(yè)”。

第一，人文翻譯人才匱乏。

雖然我國翻譯行業(yè)從業(yè)人數(shù)逐年增加，但在龐大的翻譯隊伍中，真正合格的、經過專業(yè)培訓的翻譯人才少之又少，人文翻譯高端人才更是稀缺，人才約會的情況更加嚴重。上海文學翻譯領域的情況就是這樣一個縮影。上海它曾是文學翻譯的重要陣地，是魯迅、瞿秋白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等杰出作家和翻譯家的故鄉(xiāng)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，上海翻譯界還有傅雷、、、葉水富、、鮑文迪、孫大雨、等一批著名的藝術家。但是這些人的背后是誰呢？目前，上海翻譯協(xié)會500多名成員的平均年齡在60歲左右，其中70%是老年人。 20%是50歲，30歲以下的不到2%。而且，那些在文學翻譯方面取得豐碩成果的譯者，也在60歲以上的70%之列。從全國范圍來看，形勢不容樂觀。一些領域后繼乏人的現(xiàn)象已經非常突出，比如民謠翻譯，20年才有上海75歲的薛范先生仍在獨自工作。誰來接“暮光之筆”成為業(yè)內普遍關心的問題。

第二，人文翻譯名著數(shù)量減少。

據(jù)中國新聞出版信息網(wǎng)CIP數(shù)據(jù)中心統(tǒng)計，近年來，我國人文翻譯類圖書(包括文學、藝術、社會科學)總量可達數(shù)千種。然而，與人文學科翻譯出版數(shù)量劇增不匹配的是，優(yōu)秀的翻譯作品并沒有同步增加。新譯本作品多為青年學徒的“快餐式”作品，很難找到像傅雷譯的《約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、江洋譯的《堂吉訶德》、朱生豪譯的《莎士比亞》這樣既能再現(xiàn)原文精神， 還要融入中國特色，經得起時間的考驗。這種人文翻譯的困境，從近幾年翻譯作品的獲獎情況也可以看出。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翻譯獎的空缺引起社會熱議，該獎未能獲獎，成為人文翻譯難以言說的痛。

三是缺乏計劃性和系統(tǒng)性，重復出版和“偏食”并存。

國內翻譯出版人文學科的出版社很多，包括人民文學出版社、上海譯文出版社、譯林出版社、商務印書館、三聯(lián)書店、百科全書出版社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、中央編譯出版社等傳統(tǒng)老東家也是如此。北京大學出版社、人民大學出版社等眾多高校出版社，還有其他無數(shù)最近興起的中小型出版社。多家出版社競爭出版有利于市場的繁榮，但也帶來了不良后果，主要表現(xiàn)在選題重復嚴重。例如，司湯達的杰作《紅與黑》在市場上有26個不同的版本。如果后一版是基于對前一版的深入閱讀和研究， 認識有所提高或改變，需要對上一版進行修改以彌補上一版的不足或從不同角度進行解讀，自然值得提倡。但是現(xiàn)在很多重復翻譯不僅沒有提高上一個版本的質量，糾正上一個版本的問題，反而質量下降了。如此多的重復翻譯不僅浪費翻譯資源，有些劣質版本甚至是抄襲、剽竊他人作品拼湊出來的，但低廉的價格卻對優(yōu)秀的翻譯產生了“劣幣驅逐良幣”的后果。

此外，缺乏統(tǒng)一規(guī)劃也造成了人文翻譯的“偏食”。很多出版社熱衷于追求有經濟效益的作品，很多有社會效益但缺乏市場效益的學術著作被束之高閣。在文學領域，歐美文學受追捧，但亞非拉文學翻譯很少。這種“偏食”不利于我們全面接觸世界上的各種文明形態(tài)。

二，人文翻譯困境的原因

人文翻譯事業(yè)的種種混亂，會導致整個人文翻譯事業(yè)的崩潰。對于大多數(shù)人來說，他們將失去與世界級作家和思想家交流的機會，人文學科將越來越陷入一種新的、自愿的、封閉的和自我滿足的狀態(tài)。細究人文翻譯整體素質下降、人力資源匱乏的原因，不容忽視，包括人文翻譯的文化政策偏頗、譯者培養(yǎng)機制不完善、人文翻譯出版急功近利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