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譯由無數(shù)件“小”事組成，由小積累起大文章。本文通過例舉翻譯中人名、地名等譯名譯法的不同，論及翻譯工作中的一些瑣碎問題。對于翻譯中的規(guī)范、標準以及所要遵循的尺度，本文提出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。而對于美術學科來講，翻譯同樣要求嚴謹、準確，沒有捷徑可走。譯者同時是讀者，雙重身份，雙重標準。對譯者所面對的嚴苛環(huán)境和讀者所期待的知識求真，同樣要報以寬容與理解，并秉持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——對待每一個細節(jié)，每一件“小”事。

最近，我正與師弟共同校對一套已經(jīng)出版的書。由于每人各自負責其中一本，而翻譯和出版時間前后錯過，前期又沒有來得及做好統(tǒng)一幾卷人名、地名和術語表的工作，造成出版之后幾本書之間的譯名、譯法出現(xiàn)了混亂。而在“豆瓣讀書”上，則有較真的網(wǎng)友直接給其中一本譯文列出了一百八十多處錯誤。雖然其中有些部分屬于誤讀，但這也足以讓作為譯者的我們汗顏了。商議之下，幾位同門感覺問題嚴重，決定重新校勘修訂。師弟給出版社寫了一封態(tài)度懇切的信，提出會盡快提供一個錯誤列表供出版社修訂，以彌補之前工作給讀者帶來的困擾。出版社雖然同意校訂，但態(tài)度則不以為然，言下之意，覺得?？辈贿^“一件小事”。

這是一個很典型的翻譯過程中出現(xiàn)的問題，也是本人親歷并在努力亡羊補牢的案例。對于我們來說，出版社眼中的“小事”不僅是每人需要面對幾十萬字的正文加上將近一百頁的索引、注釋和附錄復核的工作，更是小問題堆積出來的巨大文責。的確，翻譯是一件瑣碎的事，基本上就是時間加精力加無限的耐心與自我負責，而翻譯最怕的則是催促和不求甚解。楊絳先生談起翻譯時曾說，一個譯者其實要同時伺候兩個主人，一個是原作者，另一個是讀者。她也自謙地說，自己的翻譯就是一部失敗經(jīng)驗總結。此話適用于每一個譯者。不論是學習藝術，還是文學，抑或哲學、歷史，對于從事西方文化研究工作的人來說，翻譯可以說是我們的日課，也是在錯誤、失敗中自我成長的漫長蛻變過程。

既然說翻譯事“小”，本人就僅從幾個很小的方面來說。首先是人名、地名的譯名問題。由于不同國家語言發(fā)音不同，相同的名字翻譯過來是不一樣的。比如一般人所熟悉的英文名查爾斯(Charles)，按照法語讀音則應被翻譯為夏爾。因之，如果將波德萊爾的全名夏爾·波德萊爾(Charles Baudelaire)譯為查爾斯·波德萊爾不免貽笑大方。再比如，法語的大部分尾字母是不發(fā)音的，所以Georges作為法語名時被翻譯成喬治斯肯定是不對的。最普通的英文名杰克(Jack)，法語翻譯的是雅克。女名Joan在英語中是瓊，在法語中是若昂，在西班牙語中是霍安，而到了意大利語則變成了約安。所以，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搞清楚名字的國籍，然后才能將讀音加以區(qū)別。還有一些名字來自于宗教不同國家的變體。弗朗西斯(Francis)是西方常見的男子教名，源于拉丁語，亦作姓用，簡稱France或Frank。它的法語形式是Fran?ois，意大利語形式是Francesco，西班牙語形式是Francisco，德語形式是Franz。翻譯過來必然有所不同，但首先要知道這些詞其實是同源，其次，如遇宗教專指則有另有譯法。比如，當Francis的名字指的是阿西西那位圣徒時，則應翻譯為“圣方濟各”。

一般來說，想要有一個統(tǒng)一而規(guī)范的譯名翻譯，基本做法是找一本權威的人名譯名大辭典逐一對照查找，而不是在百度或者網(wǎng)絡翻譯軟件里隨意復制。還有一些譯者為了圖省事直接采用網(wǎng)絡譯名，更加可笑可氣。例如，將康斯坦丁(Constantin)翻譯成名表“江詩丹頓”，赫爾墨斯譯為“愛馬仕”等等。當然，傳統(tǒng)辭典也有出錯的時候，比如Falla這個西班牙名字，辭典給出的譯名是法利亞，而實際發(fā)音應當是“法雅”。西班牙著名作曲家馬努埃爾·德·法雅 (Manuel de Falla)的名字就是用的正確音譯。

地名的問題可以推而論之，找一本嚴謹規(guī)范的地名辭典對照翻譯，同時，某些約定俗成的譯法可以保留。譯名的演變其實也是一部語言演化史。有一些沿襲下來的漢譯，即便并不是完全對應原意，但留下了原譯者的理解，還有該詞的引申義。如前一段時間朋友就寫了一篇名為《Acropolis，為什么翻譯成“衛(wèi)城”?》(發(fā)表于中國駐希臘大使館公眾號2019年1月18日)的文章，并將之并入他的“希臘語說文解字”系列研究之中。在希臘語里，polis是城邦的意思，acro這個前綴則是“高處”“頂端”“起點”之意。因此，Acropolis直接翻譯過來應當是“高處之城”。分析起來，這個詞里面并沒有“圍繞”“保衛(wèi)”的意思，但是，不知道自哪一代譯者翻譯成“衛(wèi)城”以來，該詞就被固定下來。并且，此翻譯比原詞本身更加形象地引申了衛(wèi)城的功能性，突出其高居城邦之上，萬眾敬仰，御敵于無形的內(nèi)在含義。因此，現(xiàn)在看來，對Acropolis的翻譯并不能說是錯的，這種譯法雖不是完全對應，但是增加了對詞語所指對象的更深理解。而希臘很多建在高處的紀念建筑亦都被稱作“Acro”，因此也被翻譯成了“衛(wèi)城”，如在科林斯的科林斯衛(wèi)城(Acrocorinth)。

電子化的世界人名、地名翻譯大辭典，為當代譯者提供了更加快捷、便利的查詢途徑。圖為在其中搜索“Joan”時出現(xiàn)的不同國家對應的中文譯名。

地名譯錯的例子也有很多。一些只能取音譯的名稱，有些譯者又偏要玩弄學識翻譯出本意，則會鬧出一知半解的笑話。最典型的例子是，一本譯聲書籍把2018年來華展出的“愛琴遺珍——希臘安提凱希拉島水下考古文物展”中的地名安提凱希拉(Antikythera)翻譯成“反對凱希拉”。其錯誤就在于把anti這一前綴翻譯了出來，此處就顯得特別滑稽。另外一點容易被忽視的是，不同國家譯名在讀音上同樣存在著差異。比如B這個音在希臘發(fā)的是V，在西班牙語中正相反，V發(fā)的是B。因此，“Valencia”按照西語的正確譯法應當是巴倫西亞而不是瓦倫西亞。

具體到藝術這個學科，翻譯同樣要遵循嚴謹、認真的原則，除此之外，還要考慮到藝術門類的專業(yè)性。例如，本人在翻譯《畢加索傳》時遇到一段關于薩蒂改編的舞曲描述，其中的曲名英文是“Titanic Rag”。根據(jù)上下文，這是一首舞曲，而Rag被翻譯成原意“破布;碎片”怎么也說不通。請教了音樂愛好者后我才了解到，rag一詞應是拉格泰姆“ragtime”的簡寫，拉格泰姆是20世紀早期流行于美國的一種爵士樂，因此曲名應翻譯為“泰坦尼克拉格泰姆”才符合語境。再比如，書中講到畢加索游歷了西班牙、意大利、法國等不同國家，吸取了許多民間戲劇的丑角形象，為自己日后的“丑角”繪畫創(chuàng)作提供了素材。在文中，不同國家的“丑角”用詞是不一樣的，如何翻譯并區(qū)分國別是個問題。“clown”一詞專指馬戲團小丑，文譯聲為小丑。在意大利民間戲劇中，普爾奇內(nèi)拉(Pulcinella)是一種矮胖形象的丑角，哈樂昆(Harlequin)多指意大利南方即興喜劇中的滑稽丑角，女丑角(也是哈樂昆的情人)叫做科倫芭茵(Columbine)，而皮埃羅(Pierrot)則是法國傳統(tǒng)喜劇中穿肥大白衣涂白臉的丑角。因此，對于文中出現(xiàn)的諸多不同國別但意思相近的“丑角”單詞，我除了將clown譯為丑角之外，其他皆選擇音譯的方法，并附加譯者注進行單獨說明。

另舉一些美術翻譯中的例子。在外文中，有時單詞本身即含有對其形象及含義的描述，加上古音、今音不同，如何翻譯也是件讓人犯難的事。如英文中的Oinochoe，它來自于古希臘語中的ο?νοχóη，是一種盛酒器。按照古希臘語的發(fā)音應當被譯作伊諾霍埃，伊諾(ο?νο?)就是酒的意思，霍埃來自動詞χ?ω，就是傾倒的意思。拆解其意，該詞本身就是“一件用于倒酒的酒器”。而在現(xiàn)代希臘語中其讀音產(chǎn)生了轉(zhuǎn)化，相對應的英語讀音也發(fā)生了變化。因此，為了不產(chǎn)生歧義，我在翻譯時還是采用了現(xiàn)代讀音：奧伊諾丘。還有極少數(shù)單詞被直接翻譯出了原意，比如“krater”，它也是一種古希臘陶瓶樣式，國內(nèi)大部分譯法是根據(jù)其樣式直接將之譯為“雙耳噴口杯”。而絕大部分古希臘陶瓶的名稱采用了音譯的方式，如比較著名的安法拉瓶(amphora，一種用于貯藏的雙耳陶罐)、萊基托斯瓶(lekythos，用于盛油的長頸瓶)、基里克斯杯(kylix，一種用于喝酒的酒杯)等。至于到底什么詞采用音譯，什么詞選擇意譯，則要遵循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原則。上文提及的一些詞匯，由于已經(jīng)有了約定俗成的譯法，就不好為了統(tǒng)一標準而加以重譯。而對于有些在后文中進行了進一步解釋的陶瓶名字，則適宜采取音譯直譯，不建議重復譯出它的器型名稱。

除了人名、地名等譯名這類“小”事之外，翻譯文體的不同也會決定翻譯風格的方向。學術書籍相對嚴謹晦澀，不具備相應學識背景的讀者是無法立刻掌握的。一般而言，譯者應務求準確而不失專業(yè)性，并提供詳細的附錄和譯者注供相關人士檢索，其文字可讀性只能根據(jù)原作者的寫作風格進行小范圍調(diào)整。而小說、兒童繪本、普及類讀物則要求譯文清晰流暢，通俗易懂，讓不同年齡層的讀者皆能了解其意。不同譯者的翻譯風格很可能大不相同。老一輩譯者注重文言化的修辭與韻腳，新一代譯者更在意琢磨打動人的語句。學外語的人翻譯一首詩，大概會嚴格遵循語詞的對仗原則，而在更了解詩歌本質(zhì)的詩人手里，文字的轉(zhuǎn)譯可能最重要的是對意境的如實傳達，因此意譯必然更多。此外，越是了解另一種語言的結構、韻律、語音里的秘密，顧及的東西會越多。比如原詩語言中的長短音，押韻與否，是不是有詞語的雙關意義等等。這些隱藏在語言里的秘密，既是打開翻譯的鑰匙，同時又是讓譯者陷入迷茫的重重枷鎖。

總的來說，翻譯是要因“詞”而異，因意而不同的。翻譯工作也只能遵循一個亙古不變的原則，就是認真對待每一個譯本。在這個追求速度的時代，翻譯工作更要強調(diào)專業(yè)精神，務實求真，精雕細琢。我們常常說，翻譯即學習(translating is learning)，學無止境。翻譯工作記錄下一代代譯者對異國語言文化的認知、理解，有著深刻的時代記憶。這是一份份珍貴的記錄，是我們對母語隨時代演進所產(chǎn)生微妙變化的洞悉。在日積月累、歲月更迭中，翻譯這件“小”事才能匯聚成為文字的力量，真正成為語言文化之間的橋梁和媒介。作為譯者，我們?nèi)缏谋”?zhàn)戰(zhàn)兢兢;作為讀者，我們一樣會吹毛求疵、眼高手低。但是換一個角度，對于雙重身份的我們同樣也是適用的：作為譯者，我們希望讀者給予寬容;作為讀者，我們希望譯者精益求精。

本文作者：汪瑞 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副研究員

(本文原載《美術觀察》2019年第4期)